极限

由于本人前些日子忙于某些事情，所以心情不好，牢骚居多。
现这些事情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已经解决。心情回复，牢骚减少。
但华政的课程安排和考试安排不仅仅能用RUBBISH来形容，简直是GOUSHI。
所以我从今天起的三个礼拜即将闭关复习，迎接垃圾一样的考试。
而三周或者四周后的某一天。必将开始新的写作。预告新一篇的题目为《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
敬请等待。谢谢各位

今天是HZ选课的日子。
在没有了网速的干扰和人流的冲击。
平缓地选到了一点该选或者不该选的东西。
这是生活的一部分，按照一定的次序，一定的层次，一定的内容
安排自己明年半年要干的一些事情和要看的书。
这也许是近些日子来，我遇见最合理、最公平的事情。

下学期的科目变的非常变态和无聊。
债权法和合同法竟然没有什么好的老师，
安排了四个都各有缺点的民法教师来充数，对外还可以说选择余地大。
这就是很具有HZ特色的，明明东西都很烂，
但把数量扩充上去，然后就可以名正言顺说规模大或者程度深。
我曾经说过：东华、上大依靠自己垃圾专业多，称为综合性大学，并还成为了211工程院校。
而今天，当我自己的学校在同样走拣垃圾或者捡垃圾的路的时候，
我想把寝室的垃圾桶从六楼扔下去。砸到个什么长的最好。
HZ自开了计算机系后，估计还可以马上开数学系、医学系，建筑系，
那时候就包含文、理、商、法、工，医。那么离综合性垃圾大学就已经不远了。
值得庆祝。

然后选了婚姻与继承法和刑事诉讼法。
可以比较一下的是我们二级学院能享受到的师资和其他二级学院的师资。
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们是HZ考分最高的一批学生，所以我们享受了HZ安排的最烂的师资。
这就是另一个HZ特色。
就是分配的东西永远是不公平的。
这体现在各种场合、各种活动、各种组织。
我觉得一个政法大学即使开了那么多垃圾专业，那也应该重视法学一下。
如果什么东西可以让大学领导开心，那一定不是学术成绩，而是垃圾专业产生的高利润。
所以他们培养了一批又一批
上课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的学生，和上课不知道给学生说什么的老师。

接着选的是一系列选修课。
本人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下，被迫选了不少不能用垃圾来形容的课程。
因为学分需要。
这时体现出了HZ的第三个特色。
那就是绝对的法制和相对的民主。
本人在复兴三年体验了不少没有制度的民主的东西。
想来上帝是公平的。
于是发配我到HZ继续体验没有民主的法制。
在这种所谓的综合发展的号召下，各种不能算课的课逼迫着我们去选，然后老师有钱可以拿。
于是本人只能选了和尸体有关、和环境有关，甚至差点和物理有关的课程。
这就是生活，所谓否极泰来，倒过来也是可以的。

选完后看了一下课表，变态的最后是礼拜五下午竟然还有课，
而且是逃都难逃的英语听力。因此继续出了第四特色。
这是一种奖励和惩罚制度，同样都是如此可笑地建立在错误上。
因为怕学生逃课，所以要查，因为要方便地查，所以把课安排在最不方便的礼拜五下午。
这样的一组矛盾成就了学校好的学风。这就更能让我们四年后明白。
我们这四年真的什么都没有学到，即使连逃课技巧也是。

总体来说这次选课比较顺利的。在最后打开系统的时候被提示输入密码错误。
原来自己的隐私还是可以得到一点保护的。
在这种背景下，于是开始用HZ来代替某些文字。
我想在某种环境中继续生存的话我会更有活力和火力。
如同韩寒这家伙胡扯的：
一些人以在学校教了几十年书来吹嘘自我实践能力强。如同一个人以在驾校里开了几十年车来夸耀自己的车技高。
而我如今，是在高速公路上骑自行车。
就是这么刺激。没有任何公平可言。

香港最年轻高官黄仁龙：从无名小子到律政司长

从无名小子到香港律政司长，这位香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政府高官，其一路攀升的人生轨迹，称得上是一出香港传奇
在“神六升天”事件后，又一个人占据了香港各大报纸的头条。10月21日，年仅41岁

寒门出身的资深大律师黄仁龙，成为新一任律政司司长，接替了他66岁的前任——梁爱诗，执掌香港检控、立法及法律政策等重要岗位。
            　　
早前，豪门出身的香港财政司司长唐英年情不自禁地称黄的成功是一个很好的“香港故事”。在21日的就职演讲中，黄仁龙也动情地提到，他跟许多香港人一样，是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感谢香港社会给予他的机会和帮助，现在要尝试对社会做一点回馈。
            　　
年轻、帅气、外表俊朗、又是草根出身的黄仁龙，对他的意外出线，香港人有惊叹，有期待，有信任，当然也有疑虑。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个年轻的“靓仔”，已经登上了人生又一个光彩炫目的舞台。
            　　
黄仁龙自小饱尝艰辛。他出生在湾仔旧区的一个棚屋里，家境寒微。他的父亲在湾仔的一家剧院门口摆雪糕摊，他偶尔也会去帮忙，在冷冻箱的背后，帮爸妈补充未冷冻的汽水。他爸爸的旧同事，现在还在香港中环太子大厦外做雪糕生意的箫老伯，这几天得知黄仁龙当上律政司司长之后，惊叹不已，也为黄仁龙的爸爸“大哥雄”高兴。
            　　
1960年代的香港，雪糕和甜筒每个五毫(五毛)，卖二十根雪糕，才能赚两块半。这样的小本生意很难发达，勉强可以满足温饱。黄仁龙的父亲为人低调老实，不赌钱也不向别人借钱。黄仁龙还有一姐一弟，一家五口人只能勉强度日。家境如此窘迫，供书教学困难异常。但天资聪颖的黄仁龙，从未气馁，学业成绩相当优秀。
            　　
1976年，黄仁龙顺利进入皇仁书院念中学。这所学校是香港有名的“高管摇篮”，现在的政务司司长许仕仁也毕业于此。黄仁龙勤于学业，用功苦读，成绩出众，考试多次获得班级第一名及文科第一名，其中中文、中国历史及世界历史更是屡获最佳，多次在校报发表文章。
            　　
据皇仁书院的副校长梁维信称，黄仁龙在中五会考时取得7A优异成绩，中六时取得六个奖学金，升读预科后当选为“总领袖生”(Head Prefect)，经常代表学校上台演讲。同时，他也是学校辩论队的中坚，辩才不俗。另外，他还担任学校的戏剧学会主席。教导过他的老师还记得，他说话总是淡定自若，滴水不漏。
            　　
性格稳重，心思缜密的黄仁龙，中学会考时就已表明想到港大修读法律。但中七毕业时，他获得了全港只有三个名额的“菲腊亲王奖学金”，得以远赴英伦，在剑桥大学学习法律。
            　　
在剑桥期间，黄仁龙非常用功，很少和其他留学生一起活动。在皇仁书院校报对他的专访中提到，他在剑桥时为争取好成绩，每晚在图书馆读书到11点，最后以一级荣誉毕业。
            　　
1987年，23岁的黄仁龙在英国和香港相继获得大律师资格，回港执业。
            　　
也许是因为自己从小领略生活之艰辛，工作后的黄仁龙，没有忘记关怀弱势群体。他在1991年加入基督教会创办的“关怀无家者协会”，每周都会探望在一些防空洞的露宿者，和他们聊天，布道，甚至为他们剪发。曾经和他一起当过义工的张先生，向本刊记者回忆说：“他一点都没有架子，很随和，我都不知道他已是大律师了。”
            　　
从1991年到1996年，黄仁龙坚持做了5年义工，直到结婚后次数才慢慢减少。但他的人缘和品性令教会的朋友都非常佩服，据仍在负责协会工作的周小姐透露，几天前他们知道黄的人生将会有重大变故，不知结果如何，所以他们一班教友相聚为他祈祷。
            　　
其实，早在剑桥上学时，黄仁龙就非常乐于助人。他依靠奖学金生活，但每到冬天，就拿出积蓄买许多毛毯送给街头流浪者。1996年结婚时，他和妻子将婚礼所收的数十万港币礼金送给了“关怀无家者协会”。 
            
至今，他还担任协助赈灾活动和帮助贫困人士的施达基金会副主席。
            　　
除了爱心之外，少年时期他就深怀忧国忧民之心。1981年，当时的香港政府正准备推行“地方行政计划”，并成立区议会，但社会反应冷淡。他在校刊上表达了自己的失望，“我们的社会根本没有一班知识分子，肯真心为普罗大众出头。”

回到香港的黄仁龙，是香港“剑桥校友会”的积极参与者。在1991年的文华东方酒店的校友聚会上，他结识了现在的妻子陈筱茵，晚他六届的剑桥师妹。两人的家庭背景相去甚远，陈筱茵的父亲是六十年代全球最大电筒生产商的总经理，但他们很快堕入爱河，五年后共结连理。

在法律界，黄仁龙是香港终审法院现任首席法官李国能的“徒弟”，是李国能在做官前的关门弟子。加上岳父和香港的“政坛教父”钟士元是世交，所以在黄仁龙成为新任律政司长后，不少香港媒体会揣测他和名门大家的关系。但黄仁龙在律师界的名声之好却毋庸置疑。同行对其赞誉甚高，“根本没有什么能让你指责的，有才能，思想敏锐，即使有不同，也会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有根有据，人也十分单纯”。
            　　
他从业18年来，有两起案件令他名声大噪。一件是1990年的小巴司机妻子卖楼案，另一件则是2000年的“轮椅博士”控告的士司机歧视案。
            　　
他平时为人低调，从不张扬，而且是个工作狂。在和陈筱茵谈恋爱时，他从每天早上八点工作到凌晨两点，结了婚之后，才在晚上八点后收工回家。
            　　
除了工作上近乎完美之外，黄仁龙还是一个疼爱妻女的好男人。他曾对友人说，娶到他的妻子是他一生中最成功的事。在他21日的就职演讲中，甚至公开感谢他的妻子，“愿意和我并肩接受这个挑战，这是对我自己很大的激励”。无论工作如何繁忙，他每天必定要先送女儿上学之后，才去自己办公室上班，放学时，又亲自去接孩子，然后再回办公室继续工作。平时与朋友聊天，他也喜欢讨论如何培养孩子的话题。
            　　
在众人眼中近乎完美的黄仁龙，在最讲论资排辈的法律界，其实辈分尚低。2002年5月，他被委任为资深大律师，排行55。今年二月，香港法律年的开幕典礼，法律界人士合影时，他还站在第二排。
            　　
香港法律界一直预期黄仁龙会继承李国能的衣钵，成为香港终审法院的法官，对他很快当上律政司司长大感意外。前任司长梁爱诗在董建华卸任时已心生退隐之意，而52岁的资深大律师冯华健则一直是热门人选，但由于有香港媒体爆料冯的私生活问题，到九月时，就盛传另有人选。一个月后，低调为人的黄仁龙就成为黑马杀出，香港媒体分析，这得力于他的恩师李国能的鼎力推荐。
            　　
李国能的弟子每一位都是香港法律界的重量级人物，立法会议员、资深大律师余若薇和其弟余若海，高等法院法官关淑馨、袁家宁，资深大律师骆应淦等也是他的入室弟子。
            　　
据香港媒体报道，李国能和他师徒情深，都属于不喜应酬的人，天生适合当法官，平日闲暇时，仅是约上圈内三五好友，一起爬山。李国能任终审法官前，中午经常和黄仁龙一起在办公室吃盒饭。
            　　
另外，现任特首曾荫权对他的表现也相当满意，称黄仁龙是他唯一物色的人选。今年五月初，曾荫权参加了法律界的一次闭门会议，觉得黄仁龙交谈时“不愠不火，好有教养”。一个有趣的插曲是，在黄仁龙成为香港大律师公会的代表参加特首选举投票时，他既没有投票给曾荫权，也没有投票给其他候选人。

            　　
虽然律政司司长的年薪超过三百三十万港币，但对黄仁龙来说，却是牺牲不少。以资深大律师的身份，一年中只需要接八个案件，收入就会超过三百万，有分析说他当律师的年收入有近七百万港币。
            　　
“我的良知跟我说我要走出安逸，做我应该做的事情，”黄仁龙在记者会上动情地表示。
            　　
虽说香港各界对黄仁龙的出任一致叫好，但他面对的挑战也不小。有资深法律界人士认为，黄无论在法律界或政界均是资历尚浅，这次空降政府入主律政司后，他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与一班资历更深的政府律师合作，推动各项政策的实行。
            　　
年龄：41岁
            　　
家庭状况：已婚，育有a两名女儿
            　　
学历：皇仁书院、剑桥大学学士、硕士学位
            　　
专业资格：1987年先后获得英国及香港大律师，2002年在香港委任为资深大律师
            　　
各界评价：
            　　
中联办主任助理王如登：他是出任律政司司长的合适人选，相信他可以做好本身的职责。
            　　
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欣赏他的人格和抱负，相信他可以胜任律政司司长一职。
            　　
政务司司长许仕仁：以他的年纪愿意加入政府是不简单的事，非常敬佩他，作为他的(皇仁)校友感到光荣。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欢迎黄仁龙接任律政司司长，他才德兼备，工作热诚，备受各界尊重。
            　　
大律师公会主席戴启思：他为人正直，能干，希望他确保政府依法行事。
            　　
律师公会会长罗志力：业界对他评价高，律政司司长这个职位，是“侯门一入深似海”，相信他有相当高的理想和诚意。

一方山水养育一方人，地域和文化的界限是深刻的。
其实我们更应该注重的是山水而不是人。
自古江南出才子，西北东北出响马，
这本是自然道理，和人品智商无关。
而我们总是习惯迁怒于领导，怀恨于他人，就是不敢对土地如何。
愚昧。

如果说真正有科学的算命，那么地理应该算上是辅助此法的一大良方。
改变一个人的品行，有时候很简单。
搬家就能够发生一切。
所以环境改变个人的同时，也改变群体，乃至改变一个大单位。
一切都是顺理成章，
没足够水喝的穷人永远不知道宾利其实不是一种水果。
而是要喝汽油的机器。

所谓的地域文化，是中国人对自己地理环境悬殊国土的一种掩盖。
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形成过真正的民族文化，大同文化，或者说普遍性文化。
历来我们国家就是分割开的，南北不同，东西大异，贫富悬殊。
这些问题都远远超出文化的界限，而很多时候，学理工的领导者不懂文化。
于是他们想出个解释中国没有民族文化的理由：叫地域文化的整合。
如同画饼充饥一样，嚼纸头的时候还要叫香、香、香。

山水是生活的根基，自然存在很多偶然性，
但必然的人偶然地生活在某个地方，人多了就成为种群。
于是好地方，衣食无忧，不缺原料与新鲜空气，
于是百姓康乐之余就相互研讨生活哲学与生命哲学。
这样就成为了一片不断不断文明发展的地点。
最后成为主流。

江南之所以好不仅是因为人性比较温和，而是土地和气候。
没有极冷和极热，就潜在地压抑了人的欲望和恶望。
于是这里呈现的地域文化更多体现在加工与修饰，饰词和华句。
没有战乱的时候，适宜的文人或者失意的文人，
都可以临风怀某某，或者把酒祝某某
而不必担心沙尘暴或者烟碱水。

而中国西部，尤其是西北部。不能说没有文字，但应该说没有符合主流的文化。
很多时候，民族性的保存不是仪式，而是精神。
在那些习惯通过仪式来怎么样怎么样的地方，
通过仪式来不断顽固自己贫穷的地线和愚昧的头脑。
从而麻木地自以为是，再则自大无比。
这其实是一种中国历来的规矩主义，是规矩就不能破。
然而规矩是什么狗P，是由什么狗发明的，
他们都不知道，他们的狗也不知道。
于是穷则越穷，进而更穷，因为他们虽然不想比较，但比较想比较他们。
宾利真的不是一种水果，它不能也永远不会被放上祭坛。

上周五去了趟华师大，最大的感受是很漂亮。
法学领域，华师大是上海末流的，他们的教授叫什么我都没听说过。
因此从学术上我不了解这所大学是干吗的，起码他们的法学院是吃素还是吃荤的我不清楚。
但仅仅从地理上来看，
这所大学能够，也可以培养出文化上的根基，进而培养文化上所谓的人，最后培养出文化上的人。
这里不是很荒僻，各种新旧的大楼重复并重叠，感觉是乱而不杂的地方。
然后一些文化标记很充足，比如橱窗和报纸，学术研讨地和现场讲座。
感觉是一所大学，起码是一所地理上的好大学。

对比一下自己的所在，就很能感到一种莫名的悲痛。
松江应该正确地说是上海的西南，但实质上也就是远郊了。
因此在这里住久了，好歹也是乡下人。
所以某些东西就没了踪迹，进而变成垃圾。
松江多的是各种穷极无聊而想出的娱乐活动，
比如体育活动，进而可以转变为打架
比如演讲活动，进而可以转变为吵架
比如唱歌活动，进而可以转变为哭号
地理原因产生一种属性，表现为除却了一切伪装最后就原始了。
所以每当我走过华政的橱窗，我都会看到痴男怨女们等着下一场打架或者哀号。
这里没有文化。

地域文化随地域而变。
自然地域差到了极点，也就成了地狱。

 上周四在《南方周末》上看到这篇《两败俱伤的恶战》
觉得略有点意思，起码狗咬狗的，旁观的则很欢乐。
文化界本来就是如此，大家太喜欢文化了，
难得有人拉开帷幕看地道。

（以下为引用，评论在后）
"一场学术真伪之争，竟然以著名学者骂娘收场。10月14日，在一封题为《写给杂种方舟子的信》的E-mail中，农民问题学者于建嵘大骂方舟子：“如果你不能就我颂扬的衡阳县维权抗争农民是不是‘地痞流氓’作出‘判决’，那我就要告诉你，从你乱咬人的性格来看，你是你母亲与严晋这些地痞流氓乱交结下的怪种。”此言既出，民意汹汹，于建嵘固然让人大跌眼镜，“学术打假英雄”方舟子亦被群起围攻。

 10月12日，方舟子主持的“新语丝”网站收到一篇署名“严晋”的举报投稿《学术界罕见的骗局：评于建嵘的成名之路》。作为一位生物化学博士，这时他对名满天下的人文学者于建嵘还一无所知。因为“他是一位走在路上的学者，是一位通过与无数农民交谈研究学问的人”，2004年，于建嵘被《南方周末》评选为年度致敬人物之一。

严晋的文章的主要内容有4
1、于建嵘对外自称研究员，实际上只是副研究员；
 2、据“新华社的资深记者W先生”查证，于建嵘在“农民有组织抗争”的课题研究中赞颂的一些湖南省衡阳县维权农民的道德操守可疑，其中至少有4人曾有劣迹或坐牢；
3、在两项专题研究中，于建嵘自己公布的调查量在一定时间内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
4、于建嵘公布的一份在哈佛大学的演讲稿字数过万，在时间限制、需要翻译的前提下不可能讲这么长，显然并非原稿。

 正在哈佛大学参与“中国农村基层领导合作研究”的于建嵘看到了严晋的文章，尽管对其耸人听闻的标题很不满意，还是给新语丝网站发去了一篇平静的答复文章，对其质疑逐一回应：
 1、中国社科院颁发的工作证在其职务一栏上标明为“研究员”；
 2、怀疑“新华社的资深记者”或其他人把维权农民说成是地痞流氓的真实性和道德操守；
3、说明两项调查专题研究中的一项为对中央某媒体的电脑储存的电话和音讯资料进行的模型分析，耗时不多，另一项则保存有分类处理的记录；
4、哈佛大学的演讲为中文演讲。

 如果事情一直如此演变下去，那么这就只不过是一场普通而有益的学术真伪的辨识而已。但方舟子在“新语丝”网站发表于建嵘的这篇回复时，同时加了一个“方舟子按”，按为“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网站见到如下公告”，“公告”中把于建嵘称为“我所副研究员”。在粘贴了相关网址之后，方舟子又加上了两句轻快的嘲讽：“这是不是意味着于建嵘现在又成了‘副研究员’了？还是连本所的人也搞不清楚他究竟是研究员还是副研究员？”

两天后，《写给杂种方舟子的信》被发到了方舟子的电子信箱，署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于建嵘”。此番怒骂之后，发信人意犹未尽，又在同一天发出了《于建嵘再致杂种方舟子的信》。在第二封信的末尾，发信人标明了于建嵘的身份证号和家庭住址，以示愿意承担责任并与方舟子对簿公堂的决心。

方舟子在新语丝网站上发表了这两封信并撰文回击。从此，两位著名学者开始在各种檄文中互称“地痞流氓”。

“乱交怪种”一出口，于建嵘的公众形象急转直下。最初很少有人愿意站在于建嵘这一边。不过情况很快变化。更多的人涌上网络论坛，赞扬于建嵘“有性格”，把矛头对准了方舟子。对他们来说，于建嵘适时出现的意义不在于他们的阵营中多了一位人文学者，而在于这就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狠角色。

在“世纪学堂”和“关天茶舍”等网上论坛，讨方阵容空前壮大。在这些人发表的大多数帖子中看不到多少关于学术真伪的讨论或为于建嵘辩护的内容，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方舟子。方舟子认为，这是因为于建嵘的粗口激励了他的敌人们。

10月17日，于建嵘又一次做出戏剧性举动。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他突然向方舟子道歉，并称辱骂信并非自己亲笔所写，而是“一个朋友”所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又补充说，辱骂信是他授权朋友写的，自己愿负完全责任。

方舟子在自己的电子信箱中查证，两封辱骂信与道歉信一样，都作为邮件附件发送，都用WORD文档写成，点击“属性”均可发现电脑的“创建者”为“于建嵘”，至少可以证明由同一台属于于建嵘的电脑写成。不过，这并不能排除于建嵘的朋友和他都用这台电脑写作上述文档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引用完，有删节）

首先表个态度，本人支持于先生鄙视方白痴。

文化论战不文化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本身文化论战就如同流氓打架，没有什么值得保留的。
所谓的正义、所谓的礼节、所谓的概念。
都是自己打架用的砖头，
没有了，就只能用牙齿咬了。

这种论战在中国格外有特色。
主要表现为
没事做骗稿费的、肝火特别旺盛的、性格分裂想出名的。
都聚集在了一起，可以正大光明滥竽充数了。

人上到一定层次似乎就不能动手打人了。
这似乎是对学历的控制，
博士生杀人就是轰动新闻，民工杀人就是日常规律。
这不公平，如同可以穿大鞋一样。
用论战来包脚。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发臭。

媒体是很喜欢热闹，还要讲礼数的东西。
对于自己不同意见的人，没必要把他们放一起，然后拉到个台上。
唱戏不像唱戏，吵架不同吵架，
愚弄人民，获得人民币。

本人很多年前在一些问题上是很固执的。
固执到谁反对就揍谁。
然后发展到2003年正当地以吵架得奖。
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我和论战的关系。

本人习惯了长期在各种BBS里潜水，
原因是他们当中大多数对人体器官讨论的热情高过了一切。
自以为是已经很难形容一堆人，
中国论坛的层次也就是众多民工加少量神经病。
所以没必要参与，
仅仅看一下，知道素质低可以低到怎么样就可以。

这样就渐渐发展为我不在别人BLOG上留言。
我想说很多事情是说不清楚的。
人人都有权利发言的地方，就是人人发言如垃圾的地方。
而在BLOG这样的地方，虽然层次有高有低，但毕竟是朋友所有地。
给朋友面子是习惯而不是人性。
我没有于建嵘先生那么有个性，
但在争议出现的时候，
毕竟问候对方女性家属是很简单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些年我被一些人拍过黑砖。一些人很想引我和他们论战。
有些认识有些不认识。
在各种地方：
官方正统报纸、民间论坛讲座、网络BBS、乃至我自己BLOG上。
这些基本我都没有回应，因为总觉得回应了就不痛快。
这本是很简单的道理，
我是习惯痛快的人，简单的道理就是我参加过辩论。

论战最不实际，你一篇我一篇文章。
首先是时间上间隔太长，还不一定让你发表，
给人打了还手要快。这是小孩都懂的道理。但没文化没素质的报纸就是不懂。
其次是地位上差别，很多人是所谓文化人，很多人是所谓名人，如果单打都是人，没有什么多出只手的道理，但论战就有了屏障和保护。同样是不公平。我还不如选择放弃、无声鄙视。]
最后是结果，论战有结果么？有谁来说最后谁赢了？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谁会主动认错？哪怕讨论的所谓的学术。
所以论战本是无聊的事情，
谁挑起论战，表明谁真的该查查自己的血缘、查查自己母亲的生活品行。

最近有个组织拉我去当辩论队领队，
考虑了一下，最终想给他们个肯定的态度。
我想说很多事情不是求个结果，求的是发泄，和自我感觉的表示。
可以了，哪怕辩题和很多人的嘴一样臭，
只要我不把它吞下去照样可以玩的转。

论战和斗鸡是一样的，下赌注的人是在旁边看的，
真正打的，或者被骗进去打的，就真的鸡狗不如了。
所以一地鸡毛之后，看到个学者问候对方母亲。
我们应该表示绝对的理解和绝对的宽容。

（死党发来的，用软用硬拒绝都不合适，索性玩一下好了）
现在几点：22：45
你现在正在听谁的歌：江美琪
你在哪里读书(工作 )：松江华政
你最后吃的一样东西是什么：橘子
现在天气如何：诡异
戴隐形眼睛吗：不
上一次吹蜡烛的数目：20
你通常吹熄这些蜡烛的日期：2.13
你们家养过什么：兔子，乌龟    
星座：水瓶
兄弟姐妹和他们的年龄： 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两个弟弟一个妹妹
　　　　　　　　　　　四个干姐姐，三个干妹妹
有几个耳洞：０
你有纹身吗：无                                   
你喜欢你目前的生活吗：一般
喝过酒吗：没
暗恋过几个人：没有
觉得自己花心吗：尚可          
对爱情态度：宁缺毋滥
不敢吃的东西：人
喜欢吃的是什么东西：鸡肉
最喜欢喝什么：红茶
最喜欢的数字：27     
最喜欢的颜色：黑色     
最喜欢的电影：shawshanks redemption
最喜欢品牌：reebok fishbone
最怀念的日子：高二下      
最伤心的经验：今年没轮到上党课
最喜欢星期几：周五
最喜欢春夏秋冬哪个季节：春天      
喜欢的花：无
喜欢的运动：篮球、拳击  
喜欢的冰淇淋种类：都不喜欢        
最害怕的东西：sars
如果有来世：希望学医
讨厌做的事：喝酒唱歌
擅长的事：演讲、写作、思辩
卧室地毯是什么颜色：无地毯是地板
以后想做什么：法官、职业律师、国际法学教授、国家公务员
你们家住几楼：2
你觉得碟仙如何：低级无聊
你觉得自己十年后会在哪里：联合国
无聊的时候你大多会做些什么：睡觉看书发呆
你住的最远距离的一个朋友是谁：你说空间还是时间？
世界上最恼人的事：明天物权法考试
世界上最好的事：物权老师没带考卷
最喜欢的人： 胡锦涛
觉得同性恋如何呢：真TMD恶心
对于没有把握的事情态度如何：实地调查，保留参与
如果有人误会你，你会：请他举证，否则告他诽谤
有想过要怎么对付你讨厌的人吗： 能杀则杀，不能杀的判个死缓。
通常几点上床睡觉：23：30
现在心里最想见的人是谁：QJ
想要几岁结婚：32
今天心情好吗：一般
想过自杀吗：没有
现在几点：22：59
寄这封邮件给你的上一个人是谁：孙

Q：一天早上起来发现自己身边的人都变成癞蛤蟆似的只会乱跳，只会呱呱叫，你会怎么办？
A：打开手机看时间，然后继续睡觉。

Q：怎么治疗失眠？
A：到华政听《法理学》

Q：有点胖的女生和很瘦很瘦的女生，相对喜欢哪一种？
A：有点胖的，比较健康

Q：如果你结婚的时候，对方不是你最爱的人，你这辈子还会幸福吗？
A：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受婚姻法保护。离婚自由。

Q：如果我今天很忙，但还是抽出一段时间做某个人交给我的任务，是不是说明我爱上她了？
A：说明她爱上我了

Q：请问你的三大怪癖是什么？
A：不用铅笔写字，滴酒不沾，不穿JACKET

Q：认为世界上什么地方最适合养老？
A：松江华政

Q：如果有一个只属于你的假日，你想做些什么？
A：去长宁华政买书

Q：你觉得人会不会同时爱上两个人
A：你说的是自然人还是法人？

Q：如果抛开一切禁忌，你现在最想做什么？
A：站在华政钟楼顶上向下散发我的论文。

Q：有一个你爱了很多年的人，她不说爱你也不说不爱你，但一直保持联系，你怎么处理？
A：考虑作为以后法律事务的联系纽带

Q：你最近看的一本书是什么？
A：哈耶克《反社会政治秩序》

Q：你喜欢说话还是沉默？
A：说话

Q：如果可以杀人，你会杀人吗？
A：我会转系学刑法

Q：如果可以回到从前重温一年的时光，你会选择哪一年？
A：2002年

Q：如果神说你可以问一个人一个问题，而且那个人必须诚实回答，你想问谁什么？
A：问XXX我何时可以轮到上党课

Q：如果这一辈子不可能真正爱上一个人，会保持单身还是找一个爱自己的人结婚？
A：单身。

Q：如果巫师能让你不会失去你最重要的东西，那你最重要的是什么？
A：超强的记忆力

Q：远方是什么？
A：2008年研究生入学考试、国家公务员考试和国家司法考试。

Q：在这个世界上你最想保护谁？
A：付我钱的当事人

Q：你更爱自己的左手还是右手？
A：右手  帮助我过中考高考，还可以在篮球场半场的任何位置出手命中。

Q：最不能忍受异性的什么？
A：层次低级，没有品位，胡搅蛮缠。

Q：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你会怎么过今天？
A：上午写遗书、下午拿遗书去投稿。

一个职业一旦冠上了家，似乎就开始更多结合理论而不涉及俗态。
这可以成为一种处世方法，但应不属于纯文字工作者。
创作本是极其单纯随意的职业，清净如水，自由如风。
对那些崇高的文字工作者，称他们为作者，
可能比擅用作家更能体现当代人的一种思维价值。
依附作品的作者，比依靠空话的作家，更能被沿袭和纪念。

巴老离开之时，关于作者、文化、精神与逝去的话题被重复地摆上台面。
在当今世界，对于一个文化人之死，不同层次的人群带有各种色彩来揣测和评论，
这从严肃到不严肃，从模糊到疏忽，从细节到大概的众说纷纭，有着渲染悲伤和留念的效果。
然而实质上，在这一短时间内的言辞不会对一个真正的作者带来任何影响。
灵魂已经随他带去，而留下的书籍本是不会因口水而融化的实体。

千僖年的初始，陈村接受新民晚报的采访，谈的是21世纪展望与感悟。
陈先生说的第一句话是：生我者20，亡我者21，我会死在这个世纪。
死亡是我们所有人都无法克服的有限性。然而在很多时候，有真正的书本在，
真正的作者是不怕死的。
作者的名字出现在了封面，而他的身后是看的见和看不见的千言万语。

在发表千僖年评论后的一年，陈村应邀参加了当时仍有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
那期节目中，还有一位身前没有出过一本书的作者。
他叫陆幼青，他写的最后一本书轰动了2001年的中国文坛。
那就是《死亡日记》。一本用生来写死的杂文集。
垂死者用思考和议论来安慰生者。平静带有调侃，无奈但也理性。
然后他归于天堂，而留下一本能让人平淡处事，时常挂念的小书。
一定程度上，宗教依靠神来淡化死亡的恐惧感，而文字则是反复的记录和被记录。
一个身患绝症的作者，靠文字来见证死亡，用文字来直面死亡，最后对死亡而释然。

在余杰的处子作《火与冰》中，最好的篇章应该是《向死而生》。
从归于天际的徐志摩，到等待涅槃的查海生，从飞身而逝的胡河清，到孤寂终老的张爱玲。
他们已经长眠，但他们却向死而生，当逝去的生命被纳入漆黑的彼岸世界，灵魂被追忆和尊敬。
与阅读者鲜活的生命一起永存。直到一切归为静止。

2005年的秋天，巴老逝世，陈村和余杰先后在大报上发表感言。
这两个曾经淡看生死的作者。在巨人去世之际未有不切实际的或真或假的悲伤和盲目。
而是真正用感情也用理性来对待一个老人、一个作者、以及一个老作者的作品。
芾甘先生本是无畏之人。他独立之思考、独立之评论、因而也独立之死亡。

05年11月的《南方周末》上，一篇评论认为国人都未真正读懂巴老的《随想录》。
一个作者的逝去，没有的是名字和肉体。过去的是历史和背景。我们大哭之后。
真正该做的应该是反思和检讨。对人的哀伤可以或真或假的存在一时，
而对物的哀伤应永恒于一世。

作者之逝，也是一种结束，也是一种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