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限

“我相信每趟火车都有罪恶的货物！”史登堡（Josef von Sternberg）在1932年所拍电影《上海快车》（Shang hai
Express）中的台词如是说。
这句话同样可以套用在如流星般滑落的“上海首富”周正毅所搭建的财富迷宫上。
作为近年来新富陨落故事中的集大成者，今年5月引爆并在内地和香港引起轩然大波的周正毅案，在时隔4个月后，终于有了来自官方披露的事件进展：上海地方检察院已于9月初正式批准逮捕周正毅，罪名是“涉嫌虚报注册资本”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

尽管这两项控罪要比外界想象中较轻，但周案所掀起的波澜却很难被业界忘记。
在过去，他在明星圈制造绯闻和在资本市场上“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均给投资者留下深刻印象。现在，他则成了由“格林柯尔”和“欧亚农业”引发的“民企恐惧症”的新代名词——投资者不难在周案中发现过去内地民企上市后频繁上演的“吸水三步曲”——“围飞”炒高、批股派货、向大股东高价收购资产——的影子。

而在银行业和地产界，周案已触发了上海自1990年代经济重新起飞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整顿，全国范围内的行业政策重新检讨和整顿也由是加速。
到底是哪些因素，使一个出身市井的穷小子摇身一变成为所谓的“上海首富”，而后又突然成为阶下囚，并在银行业和地产界引发大震荡？《环球企业家》无意去探究与当下案情相关的事件的来龙去脉，而是力求展现达到事业巅峰前的周正毅的生活中的每一侧面，并得到了一个类似于“美国19世纪的强盗男爵”及1980年代香港电视剧中的“流氓大亨”这样既让人击节称叹又让人生厌的肖像。

周正毅火箭般崛起的故事——在这里要比过去讲述得更为完整立体——正是当今转型中国商业社会的一幕悲喜剧：在其二十多年的创业生涯中，精力充沛、志存高远、善抓机会、果断出击的周正毅再生动不过地诠释了“中国梦”；但其投机性极强的典型“新富炒作模式”——与权势结盟，拿“充水”资产向制度尚不完善的银行套取资金，投身像房地产开发这样令人目炫的游戏，充分利用内地和香港两个市场的空隙，在一个地方造势，然后在另一个地方买卖图利，从而一夜暴富——最终还是引火上身。

正如接受记者采访的上海的一位民营企业家所言，　“周案的发生本质上还是个赢利模式的问题，而且它还不是个别的问题而是全局性的问题。因此周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也不会是最大的一个。”

眼下，周还在谋求反击——他控制过的香港上市公司“上海地产”近日发表公告称：周已委托律师，寻求撤销向他追讨二亿六千多万元欠款的判决，及由安永接管其资产的令状。我们无法预测周最后的命运，但却可以确信，随着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最终确立，这样的故事再发生的机率是越来越低了。

上海往事
在把上海打造成一个可与香港相比肩的金融中心、亚太区的经济中心、世界级的大都市等种种设想逐步升级之时，被称作“下只角”的杨浦区至今仍是这个大都会里较为落后的地区，棚户成片、河水发黑曾是这里居民长时间的伤心记忆。

1961年，周正毅出生于该区杨树浦路附近一间没有阳台的老式公房里。那是苏联人建造的二层楼房，原来上面住人，下面养马，后来它们被改建成上海最早的工人新村——控江新村。和周正毅的父亲周裕兴一样，大约有两万户产业工人居住在那里。

周正毅改变了周家“下只角”的生活。周裕兴夫妇一直到死，都为周正毅给他们带来的荣耀而骄傲。1995年，周母去世，上海交通路1941弄3号的邻居们至今还记得葬礼当时人声鼎沸的场面。2003年初，周父去世，以奔驰开道的庞大豪华车队更是让人过目难忘。

不过，即使这两位至亲，也未必知道他们的小儿子——5个孩子中排行第四的周正毅——是如何发迹的。周母只知道儿子在香港做大事，并经常在邻居面前夸赞儿子的孝顺——比如发钱让妹妹放下在上钢一厂的工作，专心服侍病中的母亲；而周父则在老伴死了以后搬到了有专人专车为其服侍的西郊花园别墅65号，并被传在2年前竟然以78岁高龄娶了一位年纪只有三十六七岁的新太太

周的姐姐，则乐于向邻居们夸耀，“我阿弟老聪明的。公司里5000多个员工，脑子一个也不及他。”
1977年，周毕业于上海控江中学初中。根据周自己公开的资料，当时17岁的周正毅成了待业青年，第一份工是在街道工厂做会计，月薪30多元。
尽管当时所需要的会计知识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当时与周相熟的人仍对这个说法表示怀疑。“周正毅没有文化的，只有小学学历，成绩很差的，他哪里有水平做什么会计！”
不过，周正毅从不否认自己的小学学历。人们称这是这位上海富豪难得的诚实——当时的中学文凭因为文革的原因是不能作数的。当然，承认这一点，也更能凸显其崛起的传奇性，增加个人英雄主义色彩。

媒体所称的“卖馄饨起家”始于1978年——打了半年工的他拿出所有积蓄在杨浦区开设小馄饨店，成为个体工商户。不过，根据本刊记者的了解，所谓小馄饨店只是路边的小馄饨摊而已，实际并不是周有意为之，而是帮他母亲的忙而已。当时家里人操心的是他能够有一个正式的工作——周正毅是全家的中心，哥哥周正明插队江西已经在当地落户，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不可能比他重要。

1982年，周正毅通过接班的方式进入了父亲退休前曾经担任过生产计划科科长的上海电站辅机厂，在成品仓库当搬运工。“周正毅是那种好吃懒做的人，他怎么可能做得好搬运工。”一位曾在电站辅机厂与周共事的知情者说，“他因为表现不好受到了处分。也就一年多一点，他就离开了工厂。”

对于这一段历史，周很少对人提起。一则并不光彩，二则这种子承父业循规蹈矩的历史也是对其通过“卖馄饨起家”体现出来的进取心的一种抹杀。
从周后来发展的轨迹来看，周的“好吃懒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并不想靠体力吃饭——尽管他经常被人贬斥为“没有文化”。
从工厂出来后，周正毅在家里人开的烟纸店里站柜台，他做生意的天分由此真正绽露。
周的烟纸店主要经营“良友”、“KENT”之类的外烟，周喜欢抽“555”之类的外烟大概就是那时培养出来的习惯。同时，周还出售南方批发进来的小装饰品和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有人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周从市区倒腾来一批印有外文字母的广告衫叫卖。“那个辰光杨浦区啥地方看到过这样的东西？卖起来像发牌一样。”周正毅的一个朋友回忆说，“他做生意，脑子的确蛮好。”

不光卖东西，周利用站柜台的间歇，还跑到上海淮海路上的“华侨商店”去做“打桩模子”（上海俚语，指倒外币者）。事实上，周的小店平时还兼收外币。
但这种小生意人的生活状态实在无法满足周的雄心。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上海掀起了去日本“扒分”（上海话，挣钱的意思）的潮流，周正毅迅速抓住了这个机会。
虽受过单位纪律处分，也没有国外的邀请函，但是通过父亲的一个关系，周正毅还是顺利办到了护照。1985年，周关掉了烟纸店，以读书的名义去日本闯荡。对于这段历史，周没有否认——他曾对媒体表示，去日本挣钱的方法是“带货到日本卖，……当时带的货很多，都记不清楚，好像是101生发水。”

当年熟悉周正毅的人对此不以为然：周可能带过一点货去卖，但是真正让他赚到钱的却是帮人去日本。周在日本并未久留，而是又前往阿根廷寻找机会。很快，周又到了深圳，在那里他重操在日本的旧业，把大陆人弄到香港去。“一个人可以赚好几万块。”

这毕竟是高风险的生意。据说，周甚至因此被警方拘押。“要不是通过朋友的疏通，他早就被判了。”不过，周当然不会一棵树上吊死，他在深圳闯荡之时，还在上海河南北路和塘沽路口交叉的一个五金店里租了个一米见方的柜台，以400元一个月的工资雇姐夫邵金宝卖他从东莞等地倒腾来的走私电子产品。

我们很难知道周正毅同时还在从事一些什么生意。只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从不缺少发财的欲望或者说——“进取心”。
生于市井之间，成长于文革期间，没怎么读书的周正毅当初结交的都是粗犷之辈。但这些人从来就没有把他视为己类。“周正毅不是那种像我们这样打打杀杀的流氓（上海人说流氓类似于北京人说混子），要是这样，也就混不到今天这样风光的场面了。”早年和周厮混在一起的一些杨浦人士告诉记者。
在他们看来，周后来的成功在于他较早地离开杨浦而跑到城市的中心乃至上海以外的地方去混，靠脑子赚大钱；而他们自己则因为死守杨浦，靠体力挣小钱，所以至今还只是当地的小小生意人。 

坊间流传的一个版本是：如果没有一位香港女子的出现，周正毅原始积累或者说当小混混的时间将更为漫长。据周一个亲戚的说法，在日本的时候，周有一次在咖啡馆里扮演了救美英雄的角色，被人调戏的这个女子即是那位香港女子。这位个头较矮长相一般的女子后来和周同居，并资助周600万港币用于发展事业。

无从考证这个英雄救美故事的真实性。不过，当年许多与周稔熟的人士都表示这是周事业中第一个重要女人。靠着这些钱以及自己的积蓄，周在上海的北京路上开了一家当时生意还比较火暴的美通饭店，并在上海嘉定经营桑拿和卡拉OK.

从做生意的角度来看，周无疑又向前迈了一大步。但是周从未向外界提起过这段往事。在公开的履历中，他刻意表现自己与其妻毛玉萍（未有登记）有着长久的感情生活：1980年代，在和毛玉萍经营过一阵子小百货后，两人分别去实现自己的日本梦和香港梦。毛到香港打工，而他则去日本。但是杨浦的很多流氓都知道，周是在1980年代后期才认识毛玉萍。后来两人还生了一个“卖相”（上海话，容貌之意）较好的儿子，现在“在英国最贵却不是最好”的学校读书。

在了解周的人士看来，周之所以“选择性忘却”这段经历，除了对外塑造夫妻双方共同白手起家的动人故事以外，还在于隐藏一段因其背信弃义而被杀手追杀的历史。1992年左右，周正毅决定因毛玉萍放弃那个香港女子，未料对方因爱生恨决心报复，在珠海花50万港币雇凶欲断其一手。

毛玉萍，上海黄浦人，与周正毅年纪相若，年轻时颇有姿色。据其自称，1980年代后期持单程证到香港一皮革厂当车衣女工，月收入一万多港币。但是接近毛的知情人士表示，她是1980年代后期闯深圳的上海女子中的一员。后来，很可能是通过周正毅的路子，她才来到了香港。最终因有两名东南亚富豪的干爹而发迹。周在上海重新遇见毛的时候，毛已经身价千万，且非常精明能干。

与周相熟的人士大多都惊讶于个头不过1.74米的男人在女人面前的魅力。“我有这个感觉。全是有钱的人坐在一起，女人进来，眼睛全部朝他骚，”上海“佳家美”公司董事长邹仁发说，“但是在周正毅眼里，女人不仅是女人，而且还是挣钱机器，像买股票一样，周正毅看中毛玉萍正是看中了其绩优股一样的长期效应。”

邹仁发与周正毅同是杨浦人。1980年代初周在定海路开烟纸店的时候，对面正是邹当年开的名叫“下只角”的饭店。周是该饭店的常客，每顿饭喜欢叫一汤一菜，有时晚上喝点酒就睡在饭店里。

“下只角”还有一个店主名叫彭平华。1985年，彭和邹厌倦了小本生意，遂将饭店关闭。彭去西北后又到南方从事倒买倒卖，2年回来即腰缠万贯，此君后来在上海滩做电脑生意又搞房地产开发，身价一度数亿。

比彭平华小4岁的周正毅也看好彭这只“绩优股”。据说两人的关系一度好到彭和老婆在床上睡觉，周可以睡旁边的地板上。周因帮人出境而遭警方拘押时，是彭出面相救；周父还在1990年代初出任彭投资的东影商场的总经理；周从广东倒卖东西很多也都是彭的关系。

当周因情场事遭追杀时，也是躲到了彭的家里不敢出去。彭要求邹仁发摆平此事，邹找到同样也是上海杨浦籍的杀手，通过谈判得知对方已在外头杀了人，因此再取人一只手也无妨。但邹核实此事发现对方所杀之人其实并未死亡，就此他劝杀手放弃行凶计划，并贴上人民币一万元作为补偿。

周得以逃过一劫。
在1997年彭平华因为涉嫌银行贷款诈骗而被判处无期徒刑前，周正毅对于彭几乎是贴身侍卫的关系。只要是与彭在一起，所有花消全部由彭平华买单。不过，对于自己拥有的东西，只要彭喜欢，周也是“尽管拿去”的态度。

周在贴身服侍彭平华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生意。邹仁发曾经注意到，周曾经多次找彭平华说，你有什么人要出去，我给他弄出去。实际上，周正毅跟从彭平华结交了不少朋友，并学会了做期货。 

1994年，周正毅关掉了美通饭店，与毛玉萍一起，在上海国际饭店后面著名的黄河路美食街上开了以毛玉萍姓氏为名的“阿毛炖品”。这是一家5层楼豪华装修以炖品为特色的饭店，据说，58元一位的佛跳墙、22元一位的秘制炖鹿肉、188元一位的红烧大排翅是其招牌菜式。周对外声称开业以后生意颇好，一年能够有近千万的利润。

这个数字遭到了黄河路上生意最好的饭店苔圣园老板的质疑：“苔圣园”的规模比“阿毛炖品”大三倍，一年才勉强有1000万元的利润，而“阿毛炖品”只是黄河路上的二流饭店。

但对周而言，比利润多少更重要的是“阿毛炖品”加强了二人与银行界人士的交情。“阿毛炖品”2001年的总资产为4000万元，当年开店费用也达千万之巨。有消息人士表示，这笔钱依赖的就是银行的放贷。在“阿毛炖品”鼎盛时期，这里几乎可称为银行界的“公共饭堂”，常常可以见到银行业人士出入就餐。

了解毛的人士均承认，毛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女子，她在上海结识的朋友黑白两道都有，其中不乏一些有头面的人，生性好客的她经常招呼朋友到她的别墅开派对。
“阿毛这个人性格像男人，好交朋友，为人吃得开。她没有什么背景，完全是靠做人做出来的。你朋友来，只要搭上点关系，在上海吃用开销她全包掉，再给你一台车开，无所谓的。”上海地产界的一位人士告诉记者，“真正的老板应该是毛玉萍。她属于在社会上混过的，懂得怎么利用手上的这层关系，怎么去巩固这些关系，怎么去扩大这种关系。没有这种本事，玩不转这么大。”

在开设“阿毛炖品”之时，周还开了一家名为正艺的室内装饰公司。但如果仅凭这样的实业，周没有可能在短短几年一下膨胀成“上海首富”。
捷径便是“炒股票”。毛在上海滩交际的同时早已经开始炒股，而周则在1993年左右跟随彭平华进入了期货市场。
1995年是周正毅向“投资家”挺进的关键性一年。趁着国企职工股上市流通的高峰期，周倾囊投资。他自己后来对媒体的解释是：当时他用个体户名义以几元的价格大肆收职工股，等到一上市，一般就会涨到几十元。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让香港股市一片低迷，连蓝筹股都跌得无人问津，周正毅和毛玉萍又一头扎进了香港股市，大量收购蓝筹股，也在随后的股市反弹中获利颇丰。
到底周在股市中赚了多少，毛玉萍三缄其口，但她表示，从一级市场认购回来的（指认购新股），手上的股票均以倍数上升，“在股票市场上确赚了不少个亿。”
尽管有人对这个说法表示质疑，但人们的确不应低估周在市场中的能量。与周有过生意交往的人士表示，周虽然属于比较游荡的人，在别的方面谈吐一般，“但你跟他谈金融，谈债券，绝对一流。”

曾帮周炒过期货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一次在香港，我们做期货，亏了4000万元。回来他把我们关在房间里乱骂了两个多小时。后来一个月，他自己开账户做，一个月就把窟窿补上了。”

在上海期货界，周正毅在铜市的大手笔给人印象深刻。周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上海华亭进出口公司，专做铜的期市套利买卖。据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周在1993年左右就进入期市，但当初也只是做一些胶合板的投机。而真正的铜市套利，则是在1998年和随后的几年时间。他在铜市的套利手法通常是两个市场（伦敦期货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进行套价，在伦敦买进，内地抛出，再推成现货，而其获利秘密就是中间的平仓。

在1998、1999和2000年的这段时间，铜市的套利回报相当丰厚。“但后来行情没有了，农凯期货部很多人都走了，华亭进出口公司也没有几个人了。周正毅主要的钱都用于炒股了。”　一位帮周正毅做过期货的人士说。

关于周正毅资金来源的一个普遍推理是，周从银行贷款炒股和炒期货。这或许是问题的核心所在，也是与周后来的生意轨迹一脉相承的地方。
知情人士表示，周正毅为炒股甚至还搞过集资。1996年的时候，彭平华出事之前，当着毛玉萍和邹仁发的面，借给周正毅3000万元人民币，而这时正是这位未来的“上海首富”炒股最为繁忙的时候。 

“当周正毅知道能够轻松接通银行资金管道后，他大干一场的决心就显示了出来。”农凯一位中层说。
但内地银行贷给民营企业的额度毕竟有限，且资金成本太高，周正毅于是转向香港股市动脑筋。
过程中，造势这一环不可或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来袭香港地产泡沫待破之际，周正毅和毛玉萍在香港以摸顶价6200万港元，买入湾仔会景阁西翼顶层复式单位，由当时仍未合并于中银香港的宝生银行做按揭。一个月后，他们又一口气买下一辆宾利房车和一辆林宝坚尼跑车。

但是仅仅购买名车豪宅这种低端的操作手段显然还不能吸引香港人的眼球，一直到1999年，香港传媒仍未认识这对大陆新贵。
周正毅和毛玉萍决定另辟蹊径。擅于交际的毛玉萍找来名媛赵金卿穿针引线。1999年4月，周以8600万港币现金购入渣甸山白建时道900多平方米的豪宅，与香港富商刘銮雄为邻，并一掷3000万港币大肆装修，建有跳舞房、卡拉OK房，极尽豪华。

据香港媒体所载，1999年中，赵金卿与毛玉萍双双出席一个公开场合，当记者追访赵金卿之际，她识趣地四两拨千斤，将传媒的闪光灯推向毛玉萍身上：“不如你们访问她，她是‘上海首富\'的老婆。”由是，周正毅“上海首富”的名号不胫而走。

紧接着，周又开始了与香港女明星的绯闻。这时，“上海首富”开始被人称为“周公子”，从此成为香港娱乐记者的焦点。
“这个事体对周正毅来说是一举两得，既满足了他好色的一面，更重要的是打开了知名度。”周的一个朋友说。
不过，周仍没有真正打进香港的主流富豪圈，他只能占据娱乐版的头条，却成为不了财经版的头条。这种边缘富豪的状态想必令周正毅倍感失落。直到周正毅先后在2002年收购了盈荣和建联通这两家空壳香港上市公司，他终于得偿所愿。

《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又给了周正毅一个机会。2000年，当时排富豪榜的胡润把周排在了第94位，这位据称是上海第一位开法拉利跑车的富豪当时很不屑地说：“不止这么少！”为此，他还亲自去找胡润论理。2001年时，周正毅的排名上升至第41位，2002年《福布斯》杂志评其为内地富豪第11位，但周仍不服气。有当事人回忆说，周正毅话里话外表现出自己路子野，拿上海话说就是“蛮掼榔头的”。

当年6月，周甚至邀请香港媒体和投资基金经理考察上海。经过两天的握手、聊天、参观、简介及提问后，大多金融界的出席人士仍认为“虽然他讲了那么多，但我仍然不知道他的钱是怎样赚来的”，“他不会正正式式讲公司的名字，只会说公司的上市编号，炒家味道浓得很。”

这位当年因喜欢把头发剃光因而有“光榔头”绰号的上海大亨已开始留上了贝克汉姆般“酷毙”的发型。不过一位与周正毅打过交道的生意人认为这时的周还是不脱上海白相人的本质。“他的打扮一直很另类，穿着稀奇古怪，什么都敢穿，颜色也是这样。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脚上一双白皮鞋，身穿一条艳绿的裤子，怎么看也不像老总。”

也许周正毅知道自己发迹的虚妄，除了自己人高马大的保镖以外，他似乎总还在求某种神力保佑自己。在上海江宁路北京路口的农凯集团总部，周办公室门口置放着一尊前面放着各种供品的关公塑像，塑像一手持刀一手捋须，灯光照在上面，威武庄严尽显。而在农凯集团曾经当过5年总部的江苏路长宁路口的大洋房二楼，平台上站有一尊巨大的铜牛，同样雄壮、威严。 

“1999年以前，我和叶立龙（上海地产大亨叶立培之兄）在一个饭店吃饭，饭店老板认识周也认识叶，他们经常一起打SHOWHAND（赌博一种），当时这个老板说，周正毅还不如叶立培。”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但是到了2001年碰到这个老板的时候，他说，现在周公子可能比叶立培还厉害，至少不会低多少。”

从表面上看，短短几年，周正毅在上海已渗透了房地产、金融、贸易、农业和高科技产业等5大行业，企业王国已现雏型。
但真正支撑周正毅的膨胀故事的主线，仍是炒股，只是手段升级了。1997年11月，周正毅以自己的正艺装饰公司发起设立上海农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证券界知情人士表示，这时周不再是简单地拿钱到股市和期货市场博弈了，而是以农凯为核心，成立众多千丝万缕的子公司，相互担保来向银行借贷，贷款则汇流周手上炒股票图利。

此时周正毅炒股票可以细分为两种：一是沿袭通过坐庄直接从二级市场赚钱的方法，只不过现在更自由了——通过收购上市公司来掌控某只股票。2000年周收购海鸟电子，2001年收购大盈股份（原英雄股份）。有证券界人士对记者表示，海鸟发展（原海鸟电子）、大盈股份和徐工科技等上市公司，一度有50%到90%左右的流通盘掌握在周手中。“指控他犯下操纵股票价格罪，怕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周更重要的炒股模式是，不断收购一些项目，通过抵押贷款的方式套取银行资金，接着用贷款收购上市公司，然后由上市公司购买这些项目资产。尽管这些资产可能并不值钱，但是在周的操作下，它们都能够成功变现——而且常常以高得多的价格。

这种商业模式使周正毅根本不考虑项目的实际经营情况。分析人士估计，周的项目中真正能够赚钱的也就是房地产。周自己也曾承认，自己在上海的成功，主要是买下多个烂尾楼盘，然后通过改造换取高价值回报。

比如，2001年周收购了位于上海古北地区的著名烂尾楼东方伦敦伯爵豪园。周花两亿买下，再投资一亿装修，按照现在的对外出售价格，已经升值至8亿元。
直接导致周正毅引起群愤的上海东八块项目也是如此。一位曾经参与过该项目争夺的开发商告诉记者，周实际是以非常高的代价拿到这个项目，而不是舆论所抨击的低价。
“土地出让金在上海，所有的旧区改造项目几乎都是免的。不管居民回不回迁，都是免的。开发商的成本已经不是给国家的出让金了，最重要的是动拆迁费用。”这位开发商说，“东八块合到每亩地1200万到1600万元，在我们觉得是天价。按道理应该是国家贴钱，然后再让我去开发才应该是公道价，但是周用了个天文数字的价把它买下来了。”

支撑周“不按牌理出牌”的是这样的赚钱逻辑：把此处的高代价在彼处通过炒作和包装赚回来。就地产而言，他就是要把上海的大块土地注入到他收购的上市公司去，借此概念炒高股票。

2002年6月，根据媒体报道，周开车带着几位香港大亨在上海滩“游车河”。期间，他指着几处楼盘说这是自己公司的物业。当时有人问了一句，这些物业有几成出售、几成出租，周的回答让这些人当场愕然：“没卖、没租，我不需要动用这些资金。”

周真正关心的是项目在资本市场上的流程如何顺利进行。知情人士说，为了使自己能够有钱进行收购——包括收购项目和上市公司，周所有的东西不管能否被抵押的都被抵押出去搞钱，有些资产甚至被反复抵押。

在周眼中，银行借贷一直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工具。周还试图成为局中人。2001年，周成为兴业银行第6大股东，随后又掌控富友资产管理公司。
去年5月，周说：“李嘉诚如果有1000亿现金，也有可能有1500亿元的借贷，借钱也是需要有实力的，我们的内部财务是保密的，中银对我就很了解，如果不是，怎么会借20　亿给我收购建联通？”

建联通的收购正是周正毅资本运作上最漂亮的一个大手笔，也是后来案情引爆的一个重要导火索。
为了拥有一个更得心应手的资金通道，也为了“找一个好的出身”（周正毅语），去年8月，周从李嘉诚旗下的和黄以及爱立信公司手中成功收购香港上市公司建联通（0076），以便真正打通其新式炒股流程的所有通道。过程中，周通过先将要被收购的建联通抵押出去的方式从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手中获得21亿港元的贷款额度，他用其中的15亿完成了收购计划。建联通手中有尚未动用的现金接近23亿港元，而几乎无银行负债。

完成收购后，建联通改名上海地产，而周亦开始将上海收购的物业项目，逐一注入建联通，以套取这家上市公司手中的巨额现金。此举既能够让他还清中银香港的贷款，还可以一并清还农凯在上海早年结欠的问题贷款。这样周不单无债一身轻，手上还有一个上市公司壳。

接受记者采访的上海一位民营企业家将玩这套准“空手道”游戏的周正毅称为价值掠夺者。“价值掠夺”过程中，其风险在于资金链条很容易断掉，为此需要不断地盘资金以维持资金链。只要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一定会崩盘。 

如果不是中银香港原总裁刘金宝遭调查，周正毅几乎成功了。
今年9月初，以香港证监会原主席梁定邦为召集人的专责委员会公布了中银香港的有关周正毅问题贷款的调查结果。调查报告认为，中银在该问题贷款上存在“判断错误”，前总裁刘金宝及负责企业贷款部门的副总裁柯文雅须对事件负责。

具体的“判断错误”包括：中银香港从未获取周正毅的足够资料；为了还款，银行依赖周正毅向“上海地产”注入资产，这取决于周正毅的诚信，以及他和上海地产遵守香港交易所的上市规则的能力；银行以上海地产股份作为抵押，结合复杂的贷款管理安排，以保护股份的价值，进一步增加对周正毅诚信的依赖……。

事实上，周的诚信口碑一直很差。
多个与周正毅打过交道的人表示：“你跟他做生意，他赖你一点钱很正常。”
当年帮助周正毅顺利办出护照的一位人士说，周后来和其姐夫邵金宝一块来看过他并送给他一个黄颜色的票夹。周说：“这要几千块呢。”对方问：“小周，日币还是人民币？”周回答：“人民币。”这位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那明显是瞎讲。80年代说几千块钱，那个时候我们一个月工资才100多块钱。”

还是在河南北路上经营电子元器件小柜台的时候，周曾经找一个朋友联系电缆业务。这个朋友帮周联系了某电缆厂厂长，周得以欠款拿货，但是后来竟然没有给这个朋友一分钱的好处费。这个故事和香港著名的买壳中介人刘梦熊自述的遭遇非常类似。刘称帮助周在香港买上市公司的壳，但是却中途被甩丧失了2000万港元的中介费。他对周正毅的评价是8个字：“无道无义、无理无法”。

周当年的“患难之交”彭平华也不能幸免。据邹仁发所述，1990年代中期向彭平华所借的3000万元人民币，周还了1800万元后就不想再还了。2000年，彭还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期间，邹拉周正毅去见彭平华。会见的场面极其尴尬。周对彭说：“我帮你敲背，洗脚，不值这点钱？”彭开始说：“你怎么讲到这个地方去了。”后来则说，“我现在吃官司，你还我300万就算了。”

后来彭平华委托邹仁发结账，但前后3次一共只要回了45万元。这些钱都是在“阿毛炖品”交给邹的。
邹质问周正毅：“农凯有那么多钱，你怎么好意思只还这么一点点？”当时周的回答是：“农凯的钱是公家的，不可以随便动的，我把阿毛的营业款给你还不行吗？”
接下去，邹仁发的讨账更加困难，周正毅甚至派流氓来摆平这件事情。那时在长宁区一个咖啡馆，定海路的流氓赵福跟邹说：“光榔头的事情算了。”幸好这个流氓邹仁发认识，周没有得逞。后来的日子里，邹仁发想到周的办公室去堵他，周秘书组的女秘书们挡驾说：“老板说，拿条子出来，否则是敲诈勒索，要关起来。”

一直到周出事，邹仁发也没有拿到钱。
周正毅好为大言，农凯员工甚至也不信。“实际上，周手下除了最核心的两三个人，其他人的工资普遍都压得很低。而他旗下的企业，只要一被他收购，跑的人就很多。”农凯的内部人士告诉记者。

记者很难考证出与周正毅接近的“最核心的两三个人”的真实背景。一般的说法那是几个苏州口音年过七十的上海老人，他们都是进出口或者财务方面的专家。除此之外，周正毅还在他构筑的企业王国中用遍了他自己家中和毛玉萍家中的兄弟姐妹。

但在周正毅和毛玉萍这对黄金搭档面前，这些人还只能算装饰。周本人尽管花哨，却还是个工作狂，贴身保镖每天常常要等他到很晚才回家。如果不出差，周肯定是第一个到公司，但最后一个离开的人。

这样的组合，这样的资源禀赋，这样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进取心”，周正毅本可以将自己的“上海首富梦”甚至“中国首富梦”继续放大下去。但谁知，他就如同一支冲破大气层的火箭，在刚刚进入预定轨道就爆炸了。（END）